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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日本“汉学”的临界点(2)·孙歌秒速飞艇官

文章来源:    时间:2018-12-06

  观点]日本“汉学”的临界点(2)·孙歌秒速飞艇官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学的真正消失。明治天皇在稍后视察了东京大学,对于日本举国上下学西方科技的潮流表示了忧虑。他认为如果不搞国文、汉文的话,医学、理工科再先进,日本也无法治国。(19)而据绪形康考证,秒速飞艇_秒速飞艇计划_秒速飞艇官网东京大学经一系列改组,在1889年增设了汉学科。他指出∶复活的汉学,在三个方面与江户以来的汉学有着重大的区别∶一、把重心从仁斋、徂徕学、折衷学派等江户儒学传统移到以朱子学为中心的新儒学和注重考证的宋汉学方面;二、作为日本帝国鼓吹臣民道德的意识形态工具,复活的汉学被要求以纯学术的形态为后来的日本侵华政策提供依据;三、新汉学在文字符号的领域里,部分成功地掌握了新的主导权。(20)

  与前岛的以假名代汉字和西周的以罗马字代汉字的激进主张相对,福泽谕吉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汉字限制论。这位有很深汉学教养的学者为了实现他普及文明开化思想的目标,在汉文文体充当西学翻译手段的时期,着手改革汉文文体,使其通俗化、平易化。福泽避免使用难解的汉字,创造了平易近人的福泽调,这使他的著述在汉文盛行的明治初期得到广泛的阅读。以假名和罗马字取代汉字的主张,尽管在工具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但是终于未能得以持续。而它们真正的建设性意义,却在于其引发的从文学到教育以及大众传媒和政府公文等各个领域的言文一致运动。

  对于日本汉学的又一次攻击同样来自语言方面,这就是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始作俑者、江户末期的前岛密(1835---1919)所提出的废除汉字的主张。前岛在江户幕府末期任开成所(17)翻译,任此职期间,他于1866年上书将军德川庆喜,题为《汉字御废止之议》,提出国家之本在教育国民,而汉字的艰深晦涩不利于这一目标,因此应采用诸如西洋诸国的音符文字,亦即假名。不言而喻,前岛采取了与荻生徂徕不同的立场,他要瓦解的不是汉学的读解方式,而是汉学的存在本身。然而他采取的方法却与荻生相近,即从语言文字入手。

  但是日本汉学的不死之身却是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正因为它缺少一个清晰的轮廓,它对于大到日本文化小到日本学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一直被遗漏在日本学者的视野之外,只有少数具有敏锐问题意识的学者注意到了它。前述沟口雄三、绪形康的研究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涉及了汉学在思想史中的位置问题,而另一位学者渡边浩对于汉学的影响提出了更加值得注意的观点。他在讨论日本、中国近代前后的进步观及其与西方进步观的异同时指出∶在近代日本接触西方文明的时候,是通过经过置换了的华夷观念理解西方的∶西洋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中华更为中华。明治政府树立的正是参照儒学价值基准的理想化了的西洋图像,并以此为目标为维新定义。因此,秒速飞艇官网渡边指出在明治维新时期儒学者的作用,例如在《明六杂志》上著文数量位居第三的阪谷素的文明开化言论,恐怕并非奇妙的例外(21)。在今天的学术界尚倾向于把近代东方的西方图像看作西方自身、并且使其与东方固有文化两立的状态下,渡边的揭示有深刻启发。无疑,他的讨论所涉及的也正是汉学的不死之身问题。儒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对于近代日本人制造西洋图像的直接影响,暗示了日本汉学不仅不能局限于一个学科,甚至也不能仅仅在一个领域中加以认识的复杂历史实态。

  前岛上书的1866年,也正是福泽谕吉出版他的《西洋事情》初编的同一年。这一巧合构成了明治维新前后时代思潮的象征,即以西方为参照系建立近代日本的国民国家框架,通过对于传统汉学的否定实现建立平民文化体系的目标。前岛密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坚持了他的基本立场,在1873年创办了《每日假名新闻》,尽管这份仅使用假名不使用汉字的报纸出版一年多便停了刊,但它所代表的并非成功的尝试却在日本语言文体变革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民族性与平民性在文明开化的前提下对于汉学的一次清算。与前岛密相对应,创刊于1874年的《明六杂志》在第一号上刊登了西周(1826--1894)的《以洋字写国语论》,呼吁使用罗马字代替难懂的汉字,尽管西周本人仍然使用汉字进行他的翻译与启蒙工作;1885年,由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等人发起了罗马字会,力主依据声音进行书写;该团体有两名外国籍会员充当了推行罗马字的中坚力量,并且也拥有自己的罗马字刊物。

  经过上述一波三折的历史,日本汉学虽未脱胎换骨却得以改头换面。不言而喻,同是日本汉学,江户汉学与明治汉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所占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不同,它们的内涵也不同;而即使同为江户汉学或者明治汉学,各个学派、各个时期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也显而易见。在上文提到的大修馆《日本汉学》一书中,这一切都被归入日本汉学的领域之内,仅此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释。正如水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可以改变形态一样,汉学在临界点上也会发生性质变化。日本汉学正因为极其富于临界性,它才具有了不死之身。而正因为它的这种临界性,宽泛地谈论日本汉学几乎没有意义。所以,日本学者更加倾向于具体地讨论问题而将汉学束之高阁。

  汉字未能废除,汉学也未寿终正寝;而意味深长的是,有着西学教养和中国知识、以区别于旧汉学的近代科学方法建立了日本支那学的第一代日本支那学家,如狩野直喜、桑原 藏等人,均是东京大学汉学科的早期毕业生。尽管他们已经算不上是汉学家了,但是这种特殊的教养途径使他们及其弟子在后来年轻一代的中国学家眼里仍被视为汉学的传人。当然,日本支那学家对于汉学只取改良态度,从不进行彻底清算,这也是他们与中国学家不同的立场。

  早在17世纪中叶,江户的儒学者中就产生了一种把中华符号化的动向。他们认为清朝取代了明朝是华夷变态,亦即夷狄掌握了中国;甚至有人主张把日本称作中国。在此,中国不是国家实体的名称,而是文化正统性、文化优越性的代名词。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尊王攘夷之说,承接的正是这种日本式中华思想。有些日本学者注意到这一情况并进行了出色的分析。(16)这种文化相对论的思潮在何时演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它的媒介是什么,笔者无力在此进行研究,能够指出的仅仅是,中华的符号化思潮本身,造就了日本知识界特有的思维定势∶把中华甚至中国这一语词从它所指称的地域(亦即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分离出来,使它得以相对独立。在此前提下,偷换概念便是不言自明的结果了。

  经由伊藤古义学、徂徕古文辞学和本居国学以及兵学、兰学等等的内外夹攻,日本以朱子学为中心的汉学从体制之内被排挤到了体制之外。江户开国(15)这一决定性的历史转折,使得日本汉学的骑墙性格变成了一个问题。应该说,哪怕是在荻生对训读发起攻击的时候,汉学的性质也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在他的时代里,儒学者们对于汉学的读解方式发生疑问,并不直接等同于国民国家和民族语言的自觉。本居宣长对于汉意的排斥与日本民族观念的联系或许体现了日本人民族意识的自觉,但这是个需要相当论证的复杂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在江户幕府岌岌可危的19世纪中叶,随着欧美列强对日本威胁的加剧,以及鸦片战争的结局造成的对于同时代中国的轻蔑,一方面使得国家进入了日本人的思维领域,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日本对中国态度的改变。这样,汉学的处境便发生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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